日前，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行。外国文学研究界的资深专家、中青年学者、著名青年作家、新闻界人士及专程赶来的译林出版社领导与编辑济济一堂，畅谈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的状况和前景，并由此就《系列》的出版对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对国内读书界的影响等有意义的话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译林出版社副社长竺祖慈主持会议并首先发言。他谈到，译林出版社的前身为1979年创刊的《译林》杂志编辑部，编辑部时期就以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通俗文学为己任。1989年以前主要以《译林》为媒介刊登外国通俗作品，同时也出版包括古典文学名著和现当代作品在内的单行本。译林人有意识地发挥自身优势，试图在评介外国通俗文学方面作良好引导。90年代前期译林出版社成立后，在继续做好这项工作的同时，又根据读书界、翻译界关于更新古典文学名著译本的要求，凭借自身条件，推出《世界文学名著·古典系列》，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已发展到近百个品种，成为国内图书市场上常备品种最全的一套古典名著译本。1992年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以后，翻译当代外国文学作品须先购买版权，许多出版社为降低成本而纷纷停止出版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而译林人独立思考，坚持自己的特色，将购买版权看作与国际出版业接轨的良好契机。购买版权固然会带来不少困难，但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着眼将来而开发当今国外最有影响的新作精品。一拥而上地出版古典文学名著、冷落现当代文学，将对外国文学的整体译介带来不利影响。译林出版社作为专业翻译出版社，应义不容辞地为国内翻译出版事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而对出版社本身的分析表明，译林出版社不仅拥有十多年来形成的高水平译者与编辑队伍，更重要的是，加入版权公约后，译林出版社积极出击，已在较短的时间在版权交易方面积累了相当有益的经验。这些优势为译林出版社在取得中文译本合法版权的前提下，翻译出版现当代外国文学名著创造了条件。译林社自1995年底开始着手准备丛书的各项工作，1997年起，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陆续问世，并很快形成规模。现已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达到40多部作品，涉及10个国家，8种语言。即将出版的有50多部作品。为及早填补近几年来译介现当代外国文学名著的空白，丛书有一部分采用了已有的质量较高的译本，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有关专家、译者的热情关心与支持。高度的重视和较大力量的投入更使这套书具有相当的价值与品位。以后，译林出版社还要不断物色更新更好的选题，以填补空缺为宗旨，着力提高丛书的完整性、一流性与权威性，继续把丛书出版下去。
在座的专家学者们就以下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关于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出版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吴元迈认为，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对当前研究外国文学和认识世界很有意义。各出版社系统地出版古典名著固然是件好事，但过多的重复对图书市场、对读者都不利，如《红与黑》有多个译本，让人无所适从，也并无很大意义。由于版权方面的问题，出版古典名著自然要方便得多，这种趋势在目前不可能停止。而从研究、推介的角度而言，理应把更多的目光投向20世纪现当代外国文学。很多出版社承诺出版20世纪世界文学名著，却始终没有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译林出版社率先推出《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是需要勇气和远见的。
《外国文学评论》副主编盛宁也认为译林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体现了相当的胆识与超越性的眼光。大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小到本国的文学事业，丛书的出版都为如何借鉴西方有益经验打开了一扇比较大的窗口，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举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出版社出书时都首先要考虑经济效益，而译林人为填补空白，大胆引进大批现当代名著，不啻为大手笔。
青年作家邱华栋兴趣盎然地谈到，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规模宏大，这一点颇令人欣喜。作为作家与编辑，他很早就希望尽快看到五六十年代已出版作品以及近年来名气越来越大的诺曼·梅勒与托马斯·品钦等作家的作品。丛书里的《梅森与迪克森》就进入了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国内现在的翻译出版情势很像60年代以后的日本，外国文学作品得以大面积翻译出版，可见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套书译介了建国后断档几十年的作品，对文化建设确实是实实在在的贡献。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崔卫平说，翻译作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写作，为现代汉语的语言艺术作出不凡贡献，在此应对《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的译者和编者表示由衷感谢。
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陶洁则从《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中的《紫颜色》一书谈起，《紫颜色》在1986年国内的妇女问题研究兴起时备受关注，译林出版社编辑眼光很敏锐，立即找到她，要求重新出版此书。她谈到，译林出版社虽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出版社，但科班出身的领导和编译出版队伍使他们很懂行，出书角度选得准。译林出版社出这套大系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冒了相当风险的，非常值得肯定。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王宁认为，译林出版社勇于在图书市场不景气、出版社面对版权公约望而却步的状况下出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敢于介入全球版权贸易运作，无疑是吹来一阵春风，予人很多有益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郭宏安和陈众议也都肯定了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的开创性贡献及其权威性、系统性。他们认为，译林出版社在大体书目下的通盘考虑很不错，有助于在20世纪末认定新的经典；开放性的选目亦有利于随时间进一步扩充、延续。
二、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对国内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影响
崔卫平副教授认为，译林出版社这套丛书中的1／3是她在教学中经常提到的，如《第22条军规》，可惜学生们说市面上找不到译本，现在没有这样的遗憾了。译林出版社能全面推介现当代外国文学名著，对外国文学的教学，对学生的成长都裨益良多。
陶洁教授也说，她在教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时，经常遇到译本匮乏的问题，找不到《麦田里的守望者》、《第22条军规》以及约翰·巴思等人的作品，而现在可以有许多必备作品在手，从教学的角度说，这套丛书很好。单就美国文学而言，实验文学、犹太文学、黑人文学等各种类别都有，一个遗憾得到了弥补，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找到了一把开放性的钥匙。
三、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对国内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影响
吴元迈所长指出，有80多种选目的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可以说已初具规模。在丛书选目到80多种时，译林出版社及时召开这个座谈会很有必要，这有利于更好地探讨文坛哪些作品能成为新的经典，有利于国内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界整理思路，也有利于译林出版社进一步开拓新的状态与领域。
崔卫平副教授也认为，丛书选入了捷克、以色列等国作家的作品，眼光新颖独到，有启迪性。
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感到译林这套丛书在国内对外国现当代作品的译介中很有特点，是上大规模、成大系列的“独一个”，能为国内翻译出版事业作出榜样。关键是，丛书的选题没有杂书，都是已有定评的名家名作；涵盖现、当代而偏重于当代（二战以后）。作品新，眼光准。国外现当代作品，在图书市场上间或也可看到，但成规模成体系的只有译林出版社这一套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译林出版社在编辑《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时工作细致周密，每本书都有译序、译后记，有的作品还有作者给中文读者的序言。出版社作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中介，起到了深入浅出的导读作用，又不失其学术品位。丛书的制作，从胶版纸、软精装、亚光膜到封面设计、扉页，都体现了译林出版社的艺术眼光、总体策划、通盘考虑的能力和处处为读者服务的精神。译林出版社作为新社，在现当代文学方面做足文章，这已经形成了它的特色。他祝愿译林出版社能把这一片园地经营得更好，尽可能几乎同步地，至少是不太晚地推出值得注意的优秀作家作品，以灵活的机制较快地抓住选题。这个意义不仅仅在于为这套丛书增加什么品种，为读者提供什么书，而更重要的是对国内的外国文学翻译出版事业，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建设提供一种重要的借鉴和参照。版权公约实行后，出书看似很多，但规模质量都差了一截，有些出版社抓到什么选题就介绍什么，不成系列，而译林出版社业已形成了自己的优秀品牌，相信他们会做得更完善。
王宁教授认为，译林版书目中的现当代名著为国内翻译出版外国文学概括了大纲，它可分为三类，一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如阿尔贝·加缪、川端康成、托马斯·曼等人的佳作。二是公认的后现代经典。关于“后现代”的说法虽然名称和涵盖面尚可商榷，但有30年历史的它已形成一种思潮是大势。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学正受到挑战。从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看，国外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实践作品有20多种都已在书目中，如《第22条军规》、《五号屠场》，丛书的眼光是准确的。第三部分是确实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和社会效益的不固定流派的佳作名作。这其中有曲高和寡的书籍，也有特别时尚化，特别流行的书。他建议，译林出版社可出版一套导读性的书。文字简约，带有生命历史感的导读，对现时读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都有好处。他希望译林出版社通过出版、导读、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形式，使自身在读书界、出版界、学术界的形象进一步完善，进一步打开大陆与港台图书市场。
郭宏安研究员谈到，从编译的角度来看，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译文的典范，希望进一步物色更优秀的译者，使这套书真正具有长期保存价值。考虑到版权问题，译林出版社作为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专业机构，是否可以在这套丛书基础上，协调、集中其他出版社的力量，联合编译一套20世纪世界文学名著，这将会非常有价值。
陈众议研究员谈及丛书对以后翻译出版的影响时说，一方面，译林出版社尽量购买版权，力求保证这套丛书的权威性与系统性，另一方面，可着重做一些拾遗补缺的追踪性工作，也是很有眼光的。西班牙、葡萄牙、萨尔瓦多、古巴等国家一些新起作家的作品在国外已受到广泛关注，其水准并不逊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主流作家，甚至更有嚼头。他提议译林出版社避开版权焦点，本着填补空白的思想，对以上作品作总体出击，更体现出版社的独特品位。
四、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
邱华栋谈到，在近期《中华读书报》举行的“外国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作家评论家笔谈会上，许多当代作家都执拗地认为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影响很大，余华十分爱读外国文学作品，莫言很崇拜作家海明威与福克纳，认为他们是“两座灼热的高炉”。更年轻的作家更是如此。从这个意义而言，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实际上填补了一种精神空白，真是非常好的行动。
崔卫平副教授谈到，将国外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引入我国，就足以直接地以新锐性的想法与感觉给当代小说以借鉴。
白烨认为，研究中国文学时，往往会孤立地看，忽略外国文学的渗入。而实际上，国外文学与中国文学密不可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述应该考虑到这个因素。王蒙等50年代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受俄苏作品影响深刻；80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更爱看现当代名著，兼收并蓄。至于受到具体哪一个作家的潜在启示，几乎每一个中国当代作家都可以举出例子。贾平凹欣赏拉美作家，刘震云、莫言也几乎要把喜爱的外国作家的作品买齐，在他们的创作中我们亦可见其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渴求，只是出版界一直缺乏有心人，译林出版社现在系统翻译介绍国外现当代文学名著，当是极有补养与推进作用的。
陶洁教授也认为，中国作家受到国外文学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周大新是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家，可是他自言受福克纳影响很深，可见中国作家也不一定只看风格与之相同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在这里，译介工作很重要。译林出版社的这套丛书起到了引路的作用。
著名青年作家林白从语言角度表述了她的见解。她将翻译比做一种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体。以前文坛有偏见，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只能从本土作品中学习语言，而她认为，当代中国作家或多或少地受到国外作品潜移默化的各种影响。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里很多语言颇为生动传神，让她能从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中学习汉语。
五、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对现时国内读书界的影响
盛宁认为，现代派作品曾经在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避而不谈，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又被重新提起。但爱好十九世纪文学的广大读者群是一代一代培养起来的，现在的读者对国外现当代名著，也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译林出版社的丛书为读者提供了机遇。
盛宁建议，在出版丛书同时，可从读者较熟悉的篇目入手，推出大量生动活泼的评介。纠缠于“后现代”、“时空倒错”等一些无谓概念的研究书评多成为老套，而从目前读者的欣赏水平出发，结合创作背景、故事内容、阅读习惯，做基础性的引导工作是有意义的。把作品的好处比较实际地、有根有据地摆在读者面前，才能逐渐扩大读者群。必要时，还可开辟有关专栏。
崔卫平副教授高兴地说，《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让读书人欣喜，其中很多书她80年代时特别迷恋并很受影响，如阿尔贝·加缪的作品，当时就特别希望有现当代名著的系统出版。她相信一本书完全可以造就一代人，在某种年龄段上读不到合适的书，损失很大。译林出版社这套丛书中的许多作品的思想很接近现在读者的灵魂，会在一个时期内表现出巨大的影响。或许，新的一代热爱外国文学的读者便由这样一些书来造就。
陶洁教授认为，丛书让读者进入了一个曾经陌生的世界。为加强现时读者对于丛书的理解和消化，一些并不好读的文本译文上可以多加注释。在译介过程中，将作品内涵、文化背景、写作手法简要地呈现给读者，会起到有益作用。同时，还可以请读者，而不仅仅是专家学者写活泼轻松的书评。在国内，王朔作品曾经红火，与评介大有关系，其实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里的《冠军早餐》也具有浓重的调侃意味。她提出，丛书可以再选一些较有故事性，也是经典的作品以引导读者。
短短两个半小时过去，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后，译林出版社副社长竺祖慈表示，译林出版社深深感谢各位对出版社和丛书的关心、支持与帮助，会上提出的鼓励、意见和建议使译林出版社增强了把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继续出版下去的信心和决心。对于译林出版社而言，最重要的是尽量做别人不愿做或不能做的事。今天，译林出版社在怎样做得更好方面受到具体、有益、可操作性强的启示，这为进一步提高丛书的权威性和系统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已出版和即出版的有80多种，能否最终经受住时间考验，译林出版社有信心等待。今后，译林出版社将进一步努力购买优秀作品的版权，在选题、译者、译本、导言上精益求精，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并不断提升出版社的品位与形象。（袁楠整理）
